当然，以下是你提供文章的改写版本，保持原意并略微增加细节描述，同时字数控制在相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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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毛主席向出席的代表们介绍了一位自己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这位人士正是来自河南省的副主任纪登奎。
纪登奎作为一名早期投身革命的干部，一直保持着革命者的坚定姿态，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他身上所展现的诸多优点，早已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认可。
许昌，这座位于河南省中部的小城，是毛主席多次停留和视察的地方。每当毛主席经过这里，都会亲自听取地方领导的工作汇报，并给予重要指示。
展开剩余90%1951年春天，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沿着京广铁路一路南下。列车在许昌停靠，毛主席特意听取了许昌地区领导的工作报告。此时，纪登奎正担任许昌地委副书记，也因此有机会亲眼见到了毛主席。
面对毛主席，刚开始的纪登奎显得有些紧张和拘谨。毛主席察觉到了这一点，并没有立即切入工作话题，而是先问起纪登奎的家乡，随即轻松地聊起了三国时期的趣闻轶事。轻松愉快的氛围让纪登奎渐渐放松了心情。
随后，纪登奎详细汇报了许昌地区的多项重要工作进展，包括土地改革、治理淮河洪水等，还特别强调了如何搭建宣传网络的策略和成效。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对纪登奎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到了1951年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分享了许昌的宣传经验。毛主席听后高度评价：“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正是凭借毛主席的认可，纪登奎的能力开始得到更广泛的体现。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许昌地委书记，当时他年仅28岁，成为年轻有为的地方领导干部代表。
1953年，毛主席再次来到河南，特意对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表示，希望听听纪登奎的工作汇报。纪登奎再次登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还讲述了自己1918年第一次来到许昌时的亲身经历，让现场气氛更加融洽。
此后，纪登奎的工作始终处于毛主席的关注范围内。国家经济恢复的关键时期，河南省委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将纪登奎调任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
纪登奎上任不久，毛主席再次来到河南视察，并专门召他到郑州详谈，了解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面对毛主席，纪登奎坦言自己缺乏办厂经验，文化和技术知识也不足。
毛主席鼓励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下功夫，实践中就能积累经验，缺乏技术和管理知识也能通过学习补齐。”
多年来，纪登奎在毛主席的激励和鞭策下，不断成长进步，能力日益提升。到了不惑之年，他已晋升为河南省委常委。1963年，毛主席再次视察郑州时，纪登奎向他汇报了洛阳农村抗灾救难的情况。
在那段时间，毛主席对河南的视察次数超过十次，每次几乎都会找纪登奎，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纪登奎的经历颇为特殊，他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很少涉足军事指挥，未曾统领正规军队，更多的是负责地方剿匪，这些战斗规模较小。
建国初期，县以上干部大多有过战功和军队背景，而纪登奎并无此类经历。毛主席看中他的，正是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实践也证明，无论身处何职，他总能迅速取得显著成绩，显示出非凡的工作能力。
此外，纪登奎工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他的“拼命精神”。为了完成任务，他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子女们戏称他为“拼命老三”，其中“老三”是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
纪登奎对工作的责任感极强，无论分配什么任务，他总是尽心尽力完成，从未计较个人得失。
令人意外的是，1968年年底中央准备召开九大，纪登奎被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1969年4月，九大召开前，他抵达北京。刚入住酒店，主席团成员便找到他，要求他在大会上发言。
纪登奎从未预料到此事，推辞说：“我只是个解放干部，不适合发言。”对方解释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叫他必须发言。
无奈之下，纪登奎匆忙准备发言稿，在九大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随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任命远超他的预期，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中央重要领导成员。
从1969年起，他调入北京，参与中央重大事务讨论，常与毛主席见面。最初，他主要协助周总理工作，后来又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这些职务从未对外隐晦，皆为毛主席亲自决断。
对于这些军职任命，纪登奎感到自己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突然转入高级军队职位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也在此期间学到了大量军事知识，并与叶剑英、陈锡联、李德生等军中高层合作。
几年后，他还负责过一段时间的旅游业工作，并向中央提出旅游业是重要产业，能为国家带来可观收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旅游业迅速发展，与纪登奎的建议密不可分。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授予“部级研究员”职务，成为该中心级别最高的研究员。
当时，他搬进了内务部街的一处宽敞四合院，此前华国锋也曾居住于此。纪登奎拥有一辆专车和专职司机，出行十分便利。
在那段时间，纪登奎还经历了一次意外。有次他想到宣武区亲戚家走访，没通知司机，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刚到胡同口，就被一名骑车急速的小伙子撞倒。小伙子负责任地将他送往北京医院治疗。
得知撞倒的人是纪登奎后，小伙子非常紧张，但纪登奎宽慰了他，并未追究。医生给纪登奎打上石膏，尚未满一周，他便带着石膏前往四川调研，先后访问成都、重庆，历时一个多月。归来后，手臂逐渐恢复。
离开北京去外地时，通常乘坐火车出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纪登奎安排软卧包厢，享受正部长级别待遇。按照规定，正部长可单独占用一间软卧包厢，即四张软卧票，随行人员可购票共用。
纪登奎非常节俭，愿意与随行人员共用包厢，仅报销四张票费用，避免多余支出。外出时北京不派专门警卫，地方则安排警卫，符合其过往职务特点。
日常生活中，他享受一定“特供”待遇，主要包括食品。医疗仍在北京医院，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费用，待遇未有改变。
8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政治待遇保持不变，生活待遇从优。总体而言，纪登奎晚年一直享有正部长级待遇。
晚年的纪登奎生活简单平静，主要以读书、看报和休息为主，偶尔与孙辈们嬉戏玩耍。他每天坚持阅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报刊，鲜少涉猎其他兴趣。
家人担心他无聊，特地摆放乒乓球台，并准备羽毛球器材，但他兴趣不大。读书累了，他便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院子脏乱还会主动扫地，常帮忙打理家务，甚至亲自烧锅炉。
65岁时，有朋友到家采访，纪登奎谈及晚年愿望。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教书和写书。”他希望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写成书，留下历史记忆。
纪登奎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新中国历史重要节点，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关于教书，他想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结合实际阐述理论，认为自己对此领域有一定发言权。
1988年6月，纪登奎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很快康复出院。一个月后，家中休养时突感腹痛，起初家人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他自己也以为是老毛病发作。
夜里，痛感加剧，他叫来老伴，老伴准备找司机送医，但纪登奎觉得时间太晚，想再等等。孩子们紧急联系国务院管理局，十多分钟后车抵达，他被送医。
没想到，这次突发病情危急，手术中昏迷，再未醒来。纪登奎去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遗体告别仪式，众多中央领导到场，表达深切哀悼。中央对其生平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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